專訪 KELLEE TSAI：要時刻保持自信，縱然有時你並不這樣認為

蔡教授 Kellee 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在投身教育界之前，Kellee 曾於投資銀行工作。她解釋當時為何有轉至完全不同領域的決定。原來她修畢學士及碩士學位後，有 點厭倦了學習，同時覺得是時候成長，很想快點踏入真實的 世界。「當時正值 90 年代，我身處紐約，投資銀行看來是很具挑戰性的工作，於是我就投身這個行業。但於摩根史丹利 從事財經分析工作兩年後，我發現任何人也可以受訓成為投 資銀行家，當中不需要甚麼特別技能，感覺這個行業與我感興趣的範疇及議題相比下很狹窄。」她後來又加入 Women's World Banking 世界婦女銀行這個國際非牟利組織的 工作，那是為低收入女性 提供金融服務，但 Kellee 覺得他們某些項目缺乏研究基礎。而當時其中一 位共事的是 Ann Dunham Soetoro ，即奧巴馬的母親。「她在 40 之齡返回 研究所修讀人類學，而她到印尼等地做研究及訪問的經歷對我有很大啟發， 那正是我想從事的研究工作，我喜歡認識不同的人。」於是 Kellee 決定返回大學從事研究，那是與銀行很不同的環境及行業。

在教育界多年，作為一位學者，Kellee 當然有堅定的信念。她透露在求學時期就喜歡為比她年幼的同學提供幫助及輔導。「我希望自己能培養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心及對他人的同理心，而從事研究及教學不僅是發現真相或將那些資料牢牢記著，而是要了解人類的各種狀況及要有謹慎判斷的能力，從而明白為甚麼有些人、制度或國家會做一些與我們的信念及價值觀相違背的事情。」 此外也要深入研究不同來源的資訊，分析當中的真偽。至於教學，Kellee 認為從來都不是單向的，不只是她去教導別人，而更多的是互動的過程，在教學的過程中她自言獲益良多。

香港愈來愈注重 STEM 的採用，但人文學科怎樣與科學、科技等掛勾或相輔相成？Kellee 認為兩者是相關的，科學與科技是改進社會及人類生活條件的方法。「無論科技有多先進，目的都是改進人類的生活條件及狀況。我們都不想被機器操控，而是要主導電腦、AI 人工智能及其他先進的科技以解決人類面對的重大挑戰，讓大家互相關懷，並進一步了解人性的本質，令制度更完善。」科技與人性及社會科學分開是很危險的。

香港的小孩很早入學，甚至牙牙學語、連走路也未穩 就要入讀 pre-nursery 等，這個情況已成為香港一個特色， Kellee 覺得其實這有可悲。她在香港居住差不多 8 年，當然留 意到這個情況。「小朋友從小已承受不少壓力，因為入學的競爭很大，又要上很多不同的課堂及學習各種興趣班如音樂、舞蹈等。我所擔心的是，小朋友的時間全用 來學習，他們根本不享受 那個過程。當你被迫去做 不喜歡的事情，這足以扼 殺一個人的生命及熱情， 甚至影響心理健康。」她指出相對美國而言，香港在心理健康問題的關注 程度看來較低。雖然有些孩子能承受壓力，而且表現得很好；但一般小朋友需要多點自由的時間，而不只是學這學那。不過  Kellee 認為這彷彿已成為香港的文化，每個小朋友也面對相似的情況，這就是可悲的地方。

這個情況又帶出另一個值得關注得問題。「我個人認為針對小學、中學而言，香港教育制度最明 顯的弱點，就是過分著重於考試。小朋友從很小就開始面對考試，考試文化代表小朋友被教導至要常常死記各種資料，但這其實沒有必要，因為你不會比得上 google 或電腦。當 很多事實可以從 google 等來源搜尋得到，根本不需要小朋友去強行牢記。我認為取而代之的應是注重能力、技能的教育，這才是令小朋 友及香港的未來受惠的方法。」很多行業如醫藥、醫學診斷、法律服務等，電腦的運算已做得比人類出眾，所以最重要的是讓學生發展符合 21 世紀的技能，引發他們的創意、對 世界抱有好奇心，同時具有很強的適應力，因為他們有可能常轉換不同的職業。學習單一的技能不足以變為他們的終身 職業，因為職業也會跟隨社會不斷變化。「我樂見於教育著重的從以知識為基礎，轉變為著重於能力，如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應變及具批判的能力，團隊精神也很重要，要懂得跟別人合作。」Kellee 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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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考試成績去決定成就外，香港制度下另一個結果是孩子一般比較害怕發問，甚至害怕與別不同。 Kellee 又認為香港教育制度怎樣才可以令小朋友思想更豁達？她解釋，有些人天生比較開明，小時候已勇於嘗試，如不知是甚麼東西也會放進口中，也敢於去冒險，因為他們不感到害怕。「但隨著成長，他們很快會變成社會期望他們變成的模樣。所以我認為改革要由教育制度做起，而家長的期望也會隨之改變。」至於香港的學生，要一下子改變一直以來被教導及灌輸的想法不是易 事，但仍是有機會改變的。如相對較綜合的課程，各方面不同的知識的應用，讓大家學會針對性去解決問題。一些注重討論的大學課程也能鼓勵學生多思考。 Kellee 在美國求學，她指出課堂的出席及參與率對最後的學分有很重要的影響。又如教授會點名學生回答問題，都可以鼓勵他們多發表意見。她透露有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疫情期間轉為網上教學，有些學系如熱門的心理學系教授指出，同學們在網上 chat box 打字發表意見，比於課堂面對面時更熱烈。「我會說香港的學生普遍不太熱熱衷於在課堂上發言，可能是缺乏自信。不過，經過 4 年時間，如我們做得好，他們會有明顯改變，大家也更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而第 4 波疫情後，課室內的氣氛變好，學生的出席率提高了。可能經過疫情，大家更懂得珍惜與大家相處的時間，就是要早起床也願意回校上課。Kellee 認為這是好的轉變，畢竟過去這段日子大家都辛苦了。

Kellee 認為一個人於大學時主修甚麼，不一定會發展為 他的職業。那年青人怎樣根據自己的興趣發展自己的事業？或是怎樣發掘自己的長處？Kellee 解釋說，年輕是探索世界 不同事物及新奇體驗的最佳時機，只有經歷過不同的生活及工作環境，人們才可學會甚麼適合自己及認清自己的強項。 有些學生基於金錢上比較安穩而希望投身藥物、法律或金融 行業，Kellee 覺得這個動機沒有問題，但若不是自己真正有興趣的事情，長遠來說，要維持動力並不容易。只有是擅長的事，做起來才更有信心。

就如她從銀行業轉至教育界，就是了解自己的興趣及長處。她認為這個職業上的轉變很最具挑戰性。「當我做一些 我不相信的事情時是最具挑戰性的。我只轉換過一次職業， 就是從銀行業轉到研究所。」在 Kellee 作為學者的生涯中，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到哈佛再到埃默里大學 (Emory University)， 然後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再到現在 的香港科技大學，雖然每次轉變她都知道是時候離開，但難免感到傷感。「縱使我不斷成長及已適應某些特定環境，但我變得非常依戀及懷念熟悉的事物。而面對成長及接受自己的選擇向來不容易，我始終也是一個人。」

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多年，Kellee 認為她能保持熱情， 最大的滿足感來自為學生、教師及身邊的同事帶來轉變。 「我憑一己之力，身處一個為別人帶來信心的位置，讓他們覺得自己是整個大家庭的一份子，並激勵他們在新的領域進行研究，或是嘗試新的工作。」她直言作為從事研究的學者從不感到沉悶，如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就有解不盡的謎題有待她去發掘。

作為其他女性的一個成功典範，Kellee 認為她成功的秘訣，是願意尋求及接受他人的幫助。「我們要時刻保持自 信，縱然有時你並不這樣認為，但時間久了漸漸地就自然會有自信。」她笑言從事教學工作初期常常會這樣做，因為每 次踏進課室時也非常緊張。對於有意投身教育界的年輕人， Kellee 有這樣的建議：「可以多跟行內的人傾談以了解實際情況，確定自己真的喜歡這份工作。若嘗試後發現自己不喜歡也沒關係，不用勉強。」那你對這一代年輕人有甚麼忠告? Kellee 認為對待身邊的人，無論他們來自哪裡、賺到多少錢， 也要抱著同理心，多嘗試去了解別人。培養這種同理心不單 在道德層面上是可取的，在了解市場、與他人溝通、讓自己 被理解及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方面，也是非常實用的。

相比金融與銀行業，本以為在競爭比較沒有那麼激烈的 行業如教育界女性的發展機會更多，但 Kellee 矯正道:「針對競爭而言，情況正好相反。」她續指出世上只有 6.7% 的人擁有大學學位，全球就業人數最多的行業是消費電子、 商業地產、快餐食肆、酒店及度假村、製衣及汽車零件製造 等，所以教育界的競爭可說非常激烈。但說到男女獲得平等機會方面，「理論上是平等的，但實際上卻未必做到。始終 要兼顧家庭與教職的女性在維持任期方面會遇到較大挑戰， 公開的歧視及無意識的偏見仍然存在。」她認為女性要做得更好，畢竟別人對她們的期望高，但教學方面的評價往往比較低。

問 Kellee 有哪位人生導師對她影響及啟發至深，她指出 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導師，如之前提過的在研究所同事的 Ann Dunham (奧巴馬的母親)、跟她同領域的社會學家 Ezra Vogel 等。Kellee 很欣賞他們雖然已很成功，但仍然對世界抱有好奇心及非常善良。全情投入教學及研究工作，Kellee 仍致力保持 work-life balance 。她直言要感謝她的丈夫，若然沒有他及孩子，她會是一個很可怕的工作狂，從她每天由早上 7  時 15 分回到辦公室，逗留 12 小時才離開可見一斑。「我有 A+ 的性格，每樣事情也要做到最好，而丈夫更像是 B+，所 以他是一個比較快樂的人。」她很感恩家人的體諒及陪伴， 讓她在工作及家庭之間作出很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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